原标题:清乾隆年间“外江戏”繁荣探究(内有现存的广东汉剧最早剧照,美女哦)

  广东汉剧原称“外江戏”。1956年,全国剧种普查另冠名“广东汉剧”。下图是1937年《薛蛟吞珠》剧照,主演黄桂珠(左)、黄来香(右),这是现存的广东汉剧距今最早的一张剧照。

  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后,讲官话的外江戏班在广东受到官府器重,也为士绅文人崇尚。“外江戏”流入广东的时间,虽无确切的文字记载,但据相关资料推断,当在清朝乾隆年间。汉剧初流行于汉水流域。清代乾隆年间诗人、散文家袁枚所著的《随园诗话》中,载有乾隆年间嘉应人李宁圃所作的《程江竹枝词》:“江上萧萧暮雨时,家家蓬底理哀丝。怪他楚调兼潮调,半唱销魂绝妙词”,—描述了当时外江戏与本地腔戏杂存并茂的情景。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•广东卷》(1996年出版)记载:“外江戏于清乾隆年间进入粤东,以潮州为中心而发展,并向临县流播,其时的外江戏班,有外省籍官员带来的家班,也有来自湖南、安徽、江西的职业班社。”清乾隆年间二十二年(1757年),乾隆帝下令广州一口通商,于是全国的商品皆由此出口。一时,全国商帮云集广州。他们在广州作短期寄寓,客中需要消遣,因而各省的戏班亦尾随商帮而来。据乾隆二十四年(1759)清政府广州归德门魁星巷建立的“外江梨园会馆”碑记,在碑记中明确称呼外来戏班为“外江梨园”。

  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,就有文聚班、文彩班、太和班等15班来广州上会挂牌演出。据张次溪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描述,在舞台唱念语言上,外江班主要是戏棚官话,而本地班则是“土音啁哳”。就艺术而言,“外江班皆外来妙选,声色技艺并皆佳妙,宾筵顾曲,倾耳赏心。”本地班但工技击,事尤不经。正因为外江班艺术水准与观赏性比本地班高,所以外江班承值广州城中官宴赛神演出市场,据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广东府县志辑》第七辑记载,“凡城中官宴赛神,皆系外江班承值”。本地班则主要在乡间演出,据俞洵庆《荷廊笔记》卷二“广州梨园”记载,“其由粤中曲师所教,而多在郡邑乡落演剧者,谓之本地班,专工乱弹,秦腔及角抵之戏。”外江班成为本地戏曲市场的主宰者。笔者认为这是“外江戏”入粤以来第一次飞跃发展,是以商路、官路、军路等作媒介,是官员、商人等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外江班和本地班之间的鸿沟慢慢缩小。广州外江梨园碑刻显示,嘉庆十年(1809)后就没有新的外江班来广州,而且此后外江梨园碑刻上的艺人名字明显带有粤人的特点,到了道光十七年(1837)时,本地艺人已占到戏班总人数的半数以上。这说明外江班与本地班发生融合,出现以外江班艺人授艺和管理本地艺人的“本地外江班”。光绪初年俞洵庆《荷廊笔记》卷二的一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广州昆腔外江班“在地性”转化的情况:“咸丰初,粤东尚有老伶能演《红梨记》、《一文钱》诸院本”,其后转相教授,乐部渐多统名为“外江班”。这类由外江艺人“转相教授”的本地班,虽伶人是本地,但艺术是外来的,故统一称为“外江班”。王馗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藏同治年间刊刻的本地班剧本《审康七全》等剧本,也发现丑脚的道白已开始使用白话俗字。舞台语言的粤语化,昭示外江班“在地性”转化进程已经开启。

  此外,从夜戏、日戏的安排,亦能昭显本地班与外江班升沉的变貌。同治五年(1866)正月杨恩寿在《坦园日记》中记载他往粤东乐升平部观剧的情况。他说:“粤俗:日间演大套,乃土戏,谓之‘内江戏’;夜间演常见之戏,凡三出,谓之‘外江戏。’”将白天重要时段安排本地班搬演“大套戏”,晚间安排外江班演出“常见戏”,透露出本地班在同治年间已取得与外江班同场竞技的资格,甚至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。

  延至光绪年间,本地班在广府的势力已经无与匹敌。1904年创刊于香港的《无所谓报》描述当时广州剧坛的样貌:“光绪中叶,外江班退席而绅士辈亦喜看本地班。”随着广州戏院的兴起,本地班已如日中天,给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,“及省河之南与东关、西关諸园继起,每园缴捐至巨万,商业因以兴盛。”审视清中叶以来广州外江班与本地班“由外江全盛渐成为本地班与外江班并立,再成为彼此合并,最后本地班独盛”的历程,同治年间外江班“在地性”转化是重要的转折点。外江本地班在清末的繁荣,完成了外江班与本地班剧坛地位的逆转,宣示广州外江班时代的终结和“粤剧时代”的到来。(作者系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副院长)